档案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经验得以总结，

规律得以认识，

历史得以延续，

各项事业得以发展，

都离不开档案工作。

 ——习近平

1948年6月9-11日，各国档案工作者参加了在巴黎的一场专家会议。本会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组织召开。会上经大家讨论决定成立国际档案理事会(ICA)，并通过了ICA的第一份章程。

章程中指出：世界各国的档案工作者应共同努力"为了全人类"保护好档案，开展鉴定并提供利用;档案和文件作为全世界共享的遗产和全人类一样具有同一性。

2007年11月，ICA全体成员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年度全体会议上投票决定，将每年的6月9日定为国际档案日。

重要意义 ✦

国际档案日作为世界档案界一个盛大节日，为世界的档案工作者推动本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有助于提升档案在大众、政治家、决策者以及赞助机构中的地位。鼓励新的用户和扩大用户基础，改变档案部门和档案专业的形象，让档案界发挥出它最充分的意义，从而建立起更大的信心和与社会的互动。

世界记忆里的中国风采

为更好地保护文献遗产、留存珍贵的人类记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1992年发起了“世界记忆工程”项目。截止2019年，我国已有13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都有哪些呢？

1997年《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成为入选第一批《世界记忆名录》的珍贵档案项目。作为中国第一个入选“世界的记忆”的项目、全世界首个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音响档案,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记录了20世纪50至90年代间大量鲜活的传统音乐文化事项, 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1999年《清朝内阁秘本档》是清初内翰林秘书院（内阁前身之一）依据文书保密制度，将日常例行公事的文书中重要文书誊抄一遍而形成的档案文献。涉及到中西交流史上比较重大的事件，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交锋的过程。

2003年《纳西东巴古籍》是纳西族东巴教祭司使用的宗教典籍，用于记载东巴教的各种仪式，是东巴文化的凝聚与升华，其内容涉及多种学科，被誉为“纳西族的百科全书”。

2005年《清代大金榜》是中国古代封建科举制度标志性的档案文献，是科举考试的最高级殿试的成绩榜。金榜分大金榜、小金榜两种。小金榜是大金榜的副本，呈至宫中供皇帝御览。大金榜则悬挂于宫墙外，告示天下。

2007年《清代样式雷图档》为中国清代宫廷建筑匠师家族。始祖雷发达(1619～1693)，清初直至清代末年，雷氏家族有六代后人都在朝廷样式房任掌案职务，历时200余年，负责过北京故宫、北海、圆明园、颐和园、静宜园、承德避暑山庄、清东陵和西陵等重要工程设计的图样绘制、烫样制作，同行中称这个家族为“样式雷”。

2011年《本草纲目》是由中国明代李时珍编著的一部药物学专著，内容涉及医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等诸多领域。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称该书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18世纪至20世纪期间，《本草纲目》被全译或节译成英、法、德、俄、韩等20多种语言文字，再版100余次，在世界广泛流传，成为西方许多领域学者的研究对象。

2011年《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性著作，成书于距今2200多年前的中国战国时期。该书系统总结了公元前二世纪以前中国古代传统医学的实践经验，揭示出中医学的生命观、思维方式和认知方法。

2013年《中国西藏元代官方档案》于元代时期，蒙古帝国横扫亚欧大陆，该档案记载了元朝帝王颁布的法律政令和帝师与地方政务官提出的规章条例，蒙古执政者通过诏书和敕令统一了西藏，再现了西藏正式纳入祖国行政版图的过程，还呈现了西藏独特的政教合一统治模式的雏形，入选的《中国元代西藏官方档案》共22件，有4份圣旨、5份法旨和13份铁券文书。

2013年《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侨批是清代以来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寄给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全称，又称银信。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列入了《世界记忆名录》的共有16万件。

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严重罪行， 档案真实记录了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3月1日期间，日军在南京所犯的滔天罪行，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历史事实。

2017年《甲骨文》起源于殷商时期，记录着商代大量的史料，商代前后许多古史上的问题可以从中找到答案。标志着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甲骨文，穿越数千年，作为世界文明的瑰宝，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

2017年《近现代苏州丝绸样本档案》是19世纪至20世纪末期苏州丝绸产业在技术研发、生产管理、营销贸易、对外交流过程中直接形成的、由纸质文图和丝绸样本实物组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共2.95万余卷。对讲好“中国故事”，助推“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很大作用。

2017年《清代澳门地方衙门档案（1693年至1886年》由中国和葡萄牙联名申报，这批档案是清代的官、私中文文书，主要形成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其主体是澳门同知、香山知县及县丞等地方官员在行使中国对澳门管治权的过程中，与澳门议事会理事官之间进行文书往来所形成的地方衙门档案，汇集体现了中国对澳门拥有领土和统治主权。